9.18事变当夜,张学良在和胡蝶跳舞?张学良说,他一生最恨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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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诗歌不是历史,但人们总喜欢把一些诗歌称为史诗,这在它的易流传里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诗人或者文人,有时候真是得罪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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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其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而我们现在依然非常熟悉的那首歌《松花江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遍大江南北,令人寸断肝肠: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与这首歌相伴的还有这样一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诗名叫《哀沈阳》,作者是马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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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介绍作者,再介绍诗及其连锁反应。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原名道凝,又名同,后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1940年,年近花甲的马校长给广西大学留下“勤恳朴诚”的四字校训后,累死在大学校长的任上。因其办学有成,“始终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时人将这位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列,一时有“北蔡南马”之誉。但历史让这位校长名噪一时、惊动后世的,仿佛更多还是那首《哀沈阳》。

  《哀沈阳》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随后张学良成为人们口诛笔伐人对象,一些在报上甚至大肆攻讦他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他的名声。《哀沈阳》里牵扯到了3个女人:赵四、朱五、蝴蝶。赵四即赵一荻,张学良秘书,一生追随张学良,为张学良的第三任妻子,因在姐妹中排行第四,而被称赵四小姐。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朱五,即朱湄筠,是朱启钤的五女儿,亦称朱五小姐,出身于名门望族,有“北洋名媛”之誉。其人1930年结婚,爱人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主婚的即为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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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钤在北洋政府中,曾出任过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直至代理国务总理。为当时的社会名流。他子女众多,与原配夫人陈光玑、继室夫人于宝珊共育有五子十女,由于他游历过欧美,思想开放,从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动,因此他家小姐们活跃于交际场合,在社会上颇有名望。

  朱家和张学良家是世交,往来密切,彼此之间也颇有渊源。光绪末年,朱启钤曾在东北任职,与张作霖相识并成为通家之好。除朱五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之外,朱家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飞行副官吴敬安,朱家六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朱家九小姐则嫁给了张学良的把兄弟东北保安总司令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

  有人把诗歌称为战争时期的文艺利器,《哀沈阳》在当时就达到了这种效果,发表之后让马君武也大感意外,但他也颇为自得,竟自诩此诗堪称是民国版的《圆圆曲》。上海的报界以此为由头,甚至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从此以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成了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赵四、朱五、胡蝶更被视为“红颜祸水”,全国骂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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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四、朱五由于在张学良的生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反应不是非常强烈,胡蝶仿佛受不了这个事情,按当时的说法,“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与她共舞。她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的《申报》以她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一些同事、朋友也纷纷站出来为她作证和声辩,称马君武之作纯属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后来,胡蝶甚至要求见在上海的张学良,要他公开澄清这段误解,但张学良只是说“那样岂不更说不清楚”,拒绝了胡蝶的请求。

  相对地,朱五在处理这件事上,显得大度了很多。据说,她后来在香港的一次宴会上见到了写诗的马君武,主动上前自我介绍,“马博士,我就是朱五。”马君武听闻后,满脸尴尬,她又端起酒杯说:“来,马博士,我敬你一杯,谢谢你了,是你的那首诗你把我变成名人了!”结果使马君武不等终席就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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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诗中叙述之事是产是真实的呢?后来,我们证实,不过是马君武“泻私愤”而已:马君武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基金很少,全靠筹措经费维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君武听说张学良给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便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请其出钱助学。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见马君武。马君武恼恨之情油然而生,日后写出那样的诗来讥讽张学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切在这里仿佛可以过去了,但是,这首诗最终让张学良记恨了一辈子。晚年的他对唐德刚(历史学家,著有《张学良口述历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他说:“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胡蝶)没有见过面,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没开过一句玩笑!”又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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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属实的,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帅府钩沉》),还有一种说法是,胡蝶到台北,想见一见张学良,被张学良拒绝。不管是谁拒绝谁,此二人的确终生未谋一面,不认识。

  晚年的胡蝶在也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君武这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当时,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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